母亲跟我同属相，大我三匝，36岁那年生的我。
母亲一生的前二十多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，她的父亲既是上海帮会里有一定辈份的黑道人物，也是上海众多白手起家的商人之一，虽然他同时有几房妻子，但母亲大小姐的地位倒是无可撼动。
我的外公四兄弟在本世纪初就跑到上海了，他是老二。那个年代的上海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，而发生了什么连母亲都一无所知。反正外公在上海买地置业，有不少的买卖，与黄金荣等黑道大亨过从甚密，还能说流利的英文、日文，而来上海之前，他是个文盲。
母亲很平和地做她的大小姐，读了一点书，能看会写，她从没有像其他上海妇女那样成为理家高手，很多家务活她是在退休以后学会的。
解放了，肃反了，外公跑到了台湾，昔日的大小姐一下子变成了衣食无着的社会青年。母亲平和面对，不像我的舅舅们要承受放弃德国狼狗和兰羚自行车的痛苦。她去街上扭了一阵子秧歌，便投入寻找工作的人流中。
挎着枪回到家乡的父亲与母亲结了婚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庇护了这个家庭，母亲也找到了正式工作。
但平静的生活没维持多久，母亲又开始为父亲的健康担忧和奔忙了。看着妻为我天天忙碌，我不难想像那时母亲的艰辛，拖着两个年幼的女儿，做饭用煤炉，出门无车，买菜跟抢似的，还要承受纺织厂三班制的工作。
台湾的外公不停地寄信来，每到这样的时刻，我就听到父母亲在半夜里争执：“这是家信。”
父亲：“现在是家信，运动来了，谁知道是什么？我不缺钱，查无此人，退回去。”
外公每次寄的信里都有照片或几百港币，但他一定失望了很多次，因为我在箱子里看见一大堆退信退款的凭证。
几十年前，做一个中国的母亲真是不易啊，要用短缺的供应维持家庭的美满；要在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送他去当一个农民；要在读书人抱头鼠窜的世道里让孩子们好好念书；要在紧绷绷的日子里留出一小段松弛的时光，叫做过年……
好不容易这一切眼看着过去了，父亲又永远地走了，母亲要独自负担念大学的儿子，好在那时柴米不如现在的贵，泡女朋友也不用去酒吧，母亲刚刚还能负担念师范的我。
很多事情是我现在才想起和体会到的，因为母亲平和的处世态度，使我们很少在当时就感受到那份艰辛和痛楚。
现在母亲不再承受生活的压力，除了我的病，她还是很安详地过着自己的生活，极认真地参加老年大学、读报小组，对各种健身方法都很迷恋及精通，尤其是脚底按摩，母亲为我做过几次，我感觉十分专业。
（连载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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